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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专家还没那么容易认输；在苏某人精神混乱想入非非开始不自觉给“齐天大圣孔仲尼”
找借口的时候，郑居中挣扎着开口了：
“‘我齐于天，则民齐于我。
道之本出于天，其在我为德’——敢问小王学士此语，出自何典？”
没错，郑相公反应同样迅速。
在短暂的错愕之后，他快速过了一遍王棣的发言，发现竟然很难抓到漏洞——小王学士的言论大量引自《论语》、《周易》、《周礼》，这样的经典著作万万不能质疑，必须迂回绕过；整段论述中唯一可以抓住的把柄，只有那一句“我齐于天”
云云——这句话没有明显出处，搞不好就是王棣自己现想的套话；那么以此为抓手，应该可以逼出他的毛病来。
小王学士道：“这是先祖父晚年注释《尚书》，修订《三经新义》时说的话。”
郑居中：…………
“喔。
是王荆公的原话啊。”
郑相公干巴巴说完一句，面无表情地坐下。
而在这一句话后，在座所有的重臣——从蔡京开始，眼中也立刻失去了高光。
——喔，是王荆公的理论啊。
·
众所周知，在带宋政坛中，王荆公真正永垂后世的声名，并不在于他的治世之才（在真正的具体事务上，新党的晚辈胜过他的其实不在少数），而在于他旷古绝今、登峰造极的学术才能、意识形态上无与伦比的地位——相较于政治改革，他的地位其实更近似于“儒宗”
。
事实上，早在着手变法之前，王安石就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绝不可能完成这一浩大的事业；带宋体制对内的防范严苛之至，为了防止宰相专权，从来不会让重臣在中枢执政过久，最多三五年就会罢相外放；区区三五年时间，给新法暖个场子都不够，所以王荆公在任事之初，就根本没指望过自己能取得多大成就——取得了巨大成就，意味着你必然有了巨大权力；你要是有了巨大权力，那赵家从太宗皇帝那里遗传下来的沟子就又该发痛了！
为了规避这个致命的要害，王安石精心设计了一套变法的新逻辑。
他并不追求一时之功，转而开发出了一套论证变法合理性的全新理论，试图从意识形态上寻求出路；他被罢相了不要紧，只要这套意识形态能够流传出去，能够感召儒生，吸引到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那么薪尽火传，也同样有了结夙愿的一天。
而他呕心沥血，用以昭示后世、吸引新人的著作，正是王氏新学、《三经新义》。
理所当然的，这种危险的著作一经发表，就立刻引来了旧党围攻；旧党君子眼光老辣，同样意识到了王安石的企图，所以拼死也不能让王氏新学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统一天下人的大脑——对于儒生来说，失去意识高地甚至比失去政治权力更加恐怖；因此，在面对如此强烈挑衅之时，一切不甘屈服、不甘让步地士大夫，都被迫联合起来了。
他们合纵连横，他们团结一致，他们来势汹汹，他们莫可抵挡；而彼时彼刻，刚刚发动变法的新党不过小猫三两只，纯属哈气小萌新；根本应付不了辩经的大场面；满朝上下，几乎只有王安石一柱擎天、苦撑危局，独自一人，应付所有的强敌。
——在那个时候，王荆公单独面对的论敌名单，大致如下：
韩琦、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顥、程頤、邵雍、张载（排名不分先后）。
这是真正的人类群星闪耀之时，几近于大宋文化界的集体团建。
当他们汹汹而来，那就是泰山压顶，所向披靡，仿佛六国倾力攻暴秦，乃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击之！
……不过嘛，这场论争的结果，也与六国的结局差相仿佛；彼时的王氏略无畏惧，开关而延敌，天外飞仙，一剑西来；惊鸿照影，玄飞冥冥；于是旧党从散约败，倒戈而散，乃伏尸百万，流血漂橹；韩琦文彦博闭关不出，司马君实道心破碎，大苏小苏狼狈而退，二程兄弟仅以身免，邵雍近乎魔怔——至此，胜负判明，再无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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