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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同，这是《礼记》中提到过的概念，概念提出来了一千多年，中间明君贤臣出现了那麽多轮也没见哪朝真正出现过“大同”
。
别的不提，就这个《畿县保甲条制》，但凡这玩意儿先拿给政事堂其他人看看都送不到司农寺去。
边疆地区不太平可以全民皆兵，可这儿是京城，哪儿有直接在国都这麽干的？
别说现在开封府是政治中心，就算是後世落魄成那个样子，让河南人民放弃种地转而进行全民军事训练都能造成全国范围内的恐慌，放到大宋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敌军已经打到京城附近，真正该加强训练的是禁军而不是百姓，如果敌军没有打过来，那就更没有理由去折腾百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东南一带的粮食供应固然重要，但也不能说中原这边的地都是白种的，京畿一带的百姓也要种地交税为京城发光发热。
老王你清醒一点！
这里是京城！
不是随时都可能打起来的边境线！
听说隋唐时劳役、兵役太重，百姓甚至不惜砍掉手脚来躲避征戍，还管残疾的手脚叫福手福足，大宋暂时没有自断手足来躲避徭役的情况发生，但是徭役的繁重程度要是在上一层楼的话，民间会不会出现福手福足就说不准了。
大宋在对外战事上没法和以前比，难不成要在徭役的繁重程度上弯道超车？
叔，您真觉得这麽干可行？
苏景殊和王安石据理力争，拿着他标注的密密麻麻的公文一条一条的说他为什麽觉得不行。
吕惠卿和胡宗愈来时都想着他会先把公文交上去然後再开始说，没想到王安石那边刚说完这边就开始逐条反驳，看架势感觉说不到一起去就要动手。
俩人对视一眼，默契的凑近一些好以防万一。
不知道为什麽，总有种条例司还在时苏子由当堂驳斥新法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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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件事不同的人看法不一样很正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苏景殊有他的想法，王安石也有他的用意，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容，动静大起来後很快把其他房间的官员吸引了过来。
王安石是个奇人，官场同僚很多时候都不理解他的想法，以前经常有人到他跟前和他辩论，自从条例司推行的几条新法都显出明显的成效後便很少再有人到衙门堵人。
理解不了王安石的想法是他们的问题不是老王的问题，事实证明王安石还是有点东西的。
朝臣平时各种明争暗斗，但也不是非黑即白，不管怎麽说他们都希望大宋能变好，如果能一直按照这个节奏往下走，他们也不是不能支持王安石。
好长时间没见过有人来找老王吵架，这次是谁？
年前司马光已经自请外放去了西京，范镇则是辞官回乡提前退休，反对派的两个领头羊都不在京城，最近的确消停的让他们有点不习惯。
政事堂设于禁中，堂下有舍人院负责撰拟诏旨，还有孔目、吏、户、兵礼和刑五房分曹处理事务，囊括门下、中书和尚书三省大部分职权。
宰执的议事办公处在政事堂的正厅，不过所有的宰相副相都不喜欢办公的时候有人在旁边盯着，所以平时都各有各的办公场所，只有在议事的时候才去正厅。
王安石那屋动静太大，不多时旁边几个房间都派人出来打探，知道里面是谁在老王吵後都惊了一下。
里面的是苏子安？
他们在吵什麽？
韩琦准备亲自过去听听，走到门口看到老夥计失笑一声，看来好奇的不只有他自己。
政事堂这两年的人员变动很大，宰相曾公亮因反对新法外放，参知政事赵卞因为反对新法外放，三司使唐介升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韩绛参与募役法的制定也兼任参知政事，衙门里的人来来去去没断过，只有韩琦富弼这两位老臣一直稳坐中枢。
两位老臣在庆历年间都是推进新政的激进派，可惜上次的教训太过惨痛让他们一度不敢再承担任何风险。
大宋是一艘破破烂烂的船，这艘破船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勉强可以继续航行，掌舵人可以修复船体，但是修复船体有失败的可能，且失败的可能还很大。
要麽什麽都不管继续破破烂烂，要麽就承担起修复失败沉入水底的风险来博成功的可能。
他们年纪大了，没有年轻时候的干劲，比起博那把成功的可能他们更愿意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好歹大宋还在，大开大合的变革的话谁都不知道情况能坏到什麽程度，所以前几年官家让王介甫主持新法他们才会不停的挑刺。
他们的魄力比不过年轻人，但是基层治理经验比年轻人丰富，说他们因循守旧也好说他们胆小懦弱也罢，朝堂上的争权夺利比变革更可怕，要是这次新法再走上次的老路变成党派之争那还不如不推行。
他们相信大部分朝臣都希望大宋变好，但是当局者迷，真到了那个地步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现在回想起当年的事情，怎麽说呢，他们失败是应该的。
王介甫要干的事情比他们当年更激进，好在官家不像仁宗皇帝那样优柔寡断，只是太有主意了也是个问题，一旦官家拿定主意他们想劝回来那是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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