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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富贵无常，一不小心就易手，这样的房子再美，和人来人往的宾馆有何不同呢？”
说完离席而去，走了还不算，马上弹劾长信少府学猴子跳舞，失礼不敬。
此事令汉宣帝很不高兴，许广汉亲自赔罪，过了很久才算过去。
汉廷里，类似盖宽饶这种轨迹的官员不少，他们都是儒生出身，但并不担任博士之类的“教职”
，而是在朝廷的各个岗位上凭着儒家的原则做实际工作。
汉宣帝时，“五经博士”
已经增加到十数家，他们继续担当皇帝的顾问，负责汉朝的文化教育和高级人才的培养，博士之职也是通往九卿、御史大夫甚至丞相等顶级高官的道路之一。
一边是儒生出身的行政司法官员，一边是看似学术纯粹但实际上官方化的经学博士，两者在政治的维度上既有重叠，也逐渐有了龃龉。
言其重叠，是因为经学博士的“王官之学”
和儒家官员的行政司法实践，共同将学术思想的意图贯彻到政事和律令中，多少制衡了君主的个人意志和利益阶层的专权专制。
因此，汉宣帝及以后，朝廷的重大决策、大臣的谏言建议、皇帝的圣旨圣裁，都要找儒家作依据，就好比后代的文件一上来先要写“为贯彻落实……批示”
之类。
但这些引经据典只是表面文章。
真正的做法是从义理上、案例上发挥对政治的影响，叫作“引经决事”
，顾名思义，就是照着儒经来平决事务。
清末的皮锡瑞对此说了四句话2：
“以《禹贡》治河。”
《禹贡》是《尚书》里的一篇，记载了大禹治水、古代的山川河流等内容。
汉廷讨论治水，《禹贡》是最高纲领。
平晏之父平当，在汉哀帝时期就讨论过；王莽也主持过一次治水的“专题会议”
，大臣们都是以《禹贡》为范例，韩牧呼吁道，要按照《禹贡》里记录的九条河流来疏通，哪怕疏通不了九条，能通四五条也不错呀！
3
“以《洪范》察变。”
说的是夏侯胜根据《洪范五行》，通过天不下雨推测昌邑王要遭遇政变那类事。
“以《春秋》决狱。”
说的是董仲舒和他的后来者们，根据《春秋》的原则来断案，类似儒家对秦汉的律令进行“司法解释”
，既然无法取消承秦以来的律令制度，那就重新解释。
前面曾说，法家的观念基础是“刑名”
，以律法维护名实相符。
《春秋》决狱就是把儒家的道理插入名实之间4，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的郑玄，影响甚至达于21世纪。
比如说，董仲舒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案例：乙、丙两个人打架斗殴，丙抽出佩剑去刺乙，乙的儿子甲一看父亲要挨刀，情急之下举起棍棒去打丙，结果不小心打到自己父亲身上，把父亲打伤了。
按照汉朝的律令，即使是误伤，也属于儿子殴打父亲，要判枭首。
但董仲舒不同意，他举了个儒经里的“判例”
：春秋时期许悼公（名买）生病，太子（名止）进药，结果许悼公服药后去世了，太子很伤心，把国君之位让给弟弟，几年后郁郁而终。
《春秋》经文说“许世子弑其君买”
，虽然用了一个“弑”
字，但《公羊传》在解释这句经文时，认为太子的错误不在于进药给父亲，而在于进药过于草率，动机是好的，所以不算有罪。
董仲舒所学的是公羊学，所以他平决这个斗殴的案子，就认为和许国这件事的道理一样，儿子的本心是救父，只是措施不够精准，因此判儿子无罪。
在这里，董仲舒说了一条很有名的原则：君子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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